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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

2016-04-21

2002年5月1日,位于沙滩的金沙8888js官方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专程自上海前来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之一,是1916年12月26日由大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蔡元培就任金沙8888js官方校长的“任命状”。

但是,参观者有所不知,在纪念馆里展出的,实际是一件复制品。而那“任命状”的原件在仿制完毕后,已
被蔡睟盎带回上海珍藏。

数月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上海参观了蔡元培故居,不仅再次看到了这份“任命状”,还有幸与蔡睟盎晤面。

坐落在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是一栋小巧的洋楼。在我所去过的名人故居当中,它颇有些特殊之处:楼底的半地下房间被辟为展室,蔡睟盎就在楼上居住。展室的工作人员都尊敬地称蔡睟盎为“蔡老师”。

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显得格外矮小,虽已年逾七旬,精神还是很好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仍是十分热情,在十分随意的气氛中,讲述了许多有关她父亲的事情。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变卖家产衣饰节俭度日而抚养成人。蔡元培自幼好学,17岁便考中秀才,23岁中举人。1890年24岁时到京城参加会试,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1岁时,父亲去世,他们弟兄三人靠母亲。

关于蔡元培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那年他本已考中贡士,如果再经复试及殿试合格,便可成为进士。但他考试完毕后,把自己的应试文章送某“权威”审阅时,却被认为是“怪八股”而不得赞赏,他认为自己难以获中,便失望地离京返乡了。岂料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他竟榜上有名,但已来不及重新赶回北京参加殿试了,如此耽误了两年时间,只能于1892年第二次来京进行殿试的“补考”。

如今,在故居楼下的展室里,居然还藏有蔡元培当年参加殿试的试卷。蔡睟盎说,那次考试出的题目有些“怪异”,是关于西藏地区的政治状况的。对那些只会死读“四书五经”的文人来说,这样一道题目实在是“偏”得太厉害了,而蔡元培由于兴趣广泛、饱览群书、涉猎甚广,此题正中下怀,因此临场毫无惧意,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举通过殿试而被录为进士。辛亥革命后,一位朋友居然从清宫档案里找到了这份试卷,特地送给他留作纪念。如今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收藏在展室里,可以看到,在那试卷首行,赫然用朱笔批着:“第二甲第三十四名”!

蔡元培殿试状

蔡元培殿试状

蔡元培考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过了两年,他第三次来京,参加散馆考试,升补为翰林院编修,由此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

在这几年里,他阅读了许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开始对国外的政治、科学有初步了解。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获败,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蔡元培甚为激愤,叹曰:“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惜者也!”因此,他对力主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等人颇为敬服。但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使他对腐败的朝廷彻底失去希望,毅然放弃官职返回家乡,在绍兴中西学堂就任“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开始。

190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创立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的主张;1904年他发起组建反清组织光复会,曾主编《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第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革命队伍内部又出现分裂现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绍兴。就在这一年,廷计划派翰林编修出国留学,蔡元培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海外学习,便再次来到北京。

然而,由于经费欠缺,且大部分翰林又不愿去欧美留学,朝廷便改派留学日本。蔡元培不想去日本,便在译学馆暂时担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译学馆归属于京师大学堂,而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是金沙8888js官方的前身。因此,后来蔡元培自己曾说,这“是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蔡元培便与金沙8888js官方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但是,这段初始“情缘”的时间不太长。1907年6月,担任驻德国公使的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三十两银子供蔡元培作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签约每月支付一百元编辑费。这样,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随孙宝琦一同前往德国。在那里,他一边学习,一边为人兼作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

如今许多留学生把靠勤工俭学出国称为“洋插队”、“打洋工”,却不知早在近百年前已经41岁的蔡元培就身体力行地做出了半工半读的榜样!

从1890年至1907年,蔡元培曾四次来北京。在这17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是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举人经“寒窗苦读”的奋斗终于进入高居人上的士大夫阶层,接着又从一位堂堂的清末“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京师大学堂一角

京师大学堂一角

蔡元培第五次来北京则是四年多以后的事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当年12月,蔡元培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了教育总长。第二年2月,他以“临时大总统”特派“迎袁专使”的身份再次来北京。

民国初年的形势十分复杂,清廷倒台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自身的弱点所制约,难以控制局势,中国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各派力量明争暗斗,形势极其混乱。1912年2月,孙中山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以清帝退位、袁世凯承认共和制度为前提,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但为了防止袁世凯颠覆民国,必须设法使他离开北京。因此孙中山又提出了三个具体条件: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临时政府的地点必须设在已经为各省代表所议定的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受任。

袁世凯是何等人,只要能获取政权,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于是,迎接“袁大总统”到南京上任的光荣使命就落到了蔡元培头上。

2月27日蔡元培率领专使团抵达北京,受到十分盛大的欢迎:火车站内专门搭起彩棚,全城悬挂五色旗,沿途无数民众夹道欢呼……。更为隆重的是,京城居然敞开了原先只供皇帝出入的正阳门迎接专使团的到来!蔡元培此时还算头脑清醒,绕道从东门进城,下榻东城煤渣胡同的原贵胄法政学堂。

2月29日,也就是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三天,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发动兵变。当晚7时,曹锟的部队突然“造反”,劫掠居民,焚烧房屋,东城一带火势冲天,连专使团也被乱兵抢劫,文件行李损失殆尽。蔡元培等专使团成员从后院仓惶逃跑,躲到一个美国人的住宅里藏了一夜,第二天赶紧转移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这时又听到消息,北京附近的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时人心惶惶,形势难辨,外国使团赶紧调兵进京护卫,气氛空前紧张。与此同时,舆论大噪,都说袁世凯即将南下是引起兵变的主要原因,反对迁都的呼声空前高涨。

其实这些事端都是袁世凯刻意所为,目的就是为了据守老巢北京,使孙中山“迁都南下”的要求彻底无法实现。但天性善良、一向易于轻信他人的蔡元培面临如此动乱,完全没了主意。他生怕由此引起国际事端,以致影响国家统一的大局,赶紧召集专使团开会,议决两条:第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第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蔡元培当即致电孙中山。事已至此,孙中山也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妥协。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词:“……希望我大总统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焉!”

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把希望寄托在独夫民贼的袁世凯身上,四万万同胞如何能够“幸福”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新生的共和国政府夭折的责任算在蔡元培一个人头上,毕竟当时袁世凯的真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就连孙中山也不免被蒙骗。善良、真诚、书呆子气十足的蔡元培虽然明知上了一个大当,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抱着对袁世凯的最后一丝幻想返回南京。

“大总统”既然在北京,政府当然也得在北京,有关的政府部门自然也必须在北京。袁世凯与新任命的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继续邀请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起初未予应允,但几辞几邀之下,忠厚的蔡元培却不过情面,还是答应了。于是,他于一个多月后的4月26日率教育部北上,再进北京。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期间,提出修改学制、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试图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体制。他还大胆起用在学术上各有所长的知名人士,如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推行“廉政建设”,教育部从总长本人到所有部员,每月仅发津贴几十元,整个教育部每月的开支不过千元。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委任状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委任状

然而,他的这个“总长”并没有当多少时间。1912年6月,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因无法与袁世凯合作,断然辞职。蔡元培不顾袁世凯的虚情挽留,也坚决提出辞职,离京南下。这一次,他是彻底不想作什么“官”了。听说有一个出国留学的空缺,便向教育部提出留学的申请。可是,堂堂前教育总长,怎么能被当成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待呢?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教育部虽然决定把留学生的费用由他使用,但名义上并不能把这个46岁的中年人叫作“留学生”。蔡元培不管名义如何,对于出国学习是十分认真的。当年9月,他携妻子及一双儿女再赴德国,仍然进莱比锡大学听课,后来又去法国。如此一去,居然又是整整四年。

在这几年中,国内仍然发生了许多变故。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当了总统,许多社会名人推荐蔡元培担任金沙8888js官方校长。蔡元培在11月回国时,他的朋友对于此事执两种不同意见。蔡元培曾说:“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勇于逆流而上的倔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于是,他于12月22日第七次来到北京。12月26日,任命令公布。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就职。

前面已经说到,金沙8888js官方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源自于强学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是为鼓吹变法维新、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而成立的组织,后来因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而被封闭。不久,清廷将强学会加以改造,成立官书局。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即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为“金沙8888js官方校”,后来称“金沙8888js官方”。可见,金沙8888js官方的演变过程是始终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蔡元培用过的打字机

蔡元培用过的打字机

蔡元培在北大时

蔡元培在北大时

然而,金沙8888js官方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金沙8888js官方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京城颇有“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917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接着,马列主义学说也逐渐进入了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活跃,为蔡元培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他就任金沙8888js官方校长之后,首先要改变的,是学生的观念,在进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必须要有学识出众、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员,因此蔡元培诚邀一大批进步人士进校任教,同时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或留用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此外,他还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开展学术研究,提出“学为基本、术为枝干”的主张。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扫旧日积弊,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在客观上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1918年,在沙滩建成了新校舍红楼,使学校的规模有很大发展。而一年以后,这红楼竟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手迹

蔡元培手迹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起初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因此,1918年北京学生为抗议政府亲日卖国而游行情愿,北大学生也积极参加,蔡元培竭力阻止,甚至竟因此而“引咎辞职”,后因多方挽留方才作罢。但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爱国者,在内心里对于学生们的行动还是同情的。因此,到了第二年,巴黎和会做出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决议、而北京政府居然准备接受的时候,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蔡元培对学生的的爱国行动不仅不再阻止,而转为坚决支持了。

谈到“五四运动”,自然就要提到蔡元培在北京的那处故居了。

蔡元培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1917年至1923年担任金沙8888js官方校长那段时间。那期间他曾多次出国,而且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也有多处,而后来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住处定为其故居,有十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北大红楼

金沙8888js官方红楼

蔡元培故居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原门牌为33号,为东、西各三进宅院,后分成现在的75、77号两个院子,蔡元培住过的地方在75号。他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将5间倒座房作为客厅;第二进院子有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另有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第三进有北房5间,带走廊。

1919年,为反对《巴黎合约》而拟议发起的抗议运动,原定为5月7日举行。但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向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拍发密电,命令代表在合约上签字。国务院电报处一名职员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的同乡,连夜偷偷向林报告了消息,林长民当即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汇报。本来,外交委员会已经于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签合约,并将发给中国使团的电报稿呈报总统徐世昌,由徐交给国务院拍发,不料竟发生如此变故。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虑,5月3日凌晨,他专程前往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

东堂子胡同

东堂子胡同

位于红楼东侧街头的五四运动纪念碑

位于红楼东侧街头的五四运动纪念碑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此时,他只有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并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同时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与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联名致电中国使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字。与此同时,各校学生代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5月3日晚上,金沙8888js官方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对于这次大会,蔡元培不仅没有“阻止”,还特地召集学生代表谈话,予以鼓励,并再三嘱咐,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造成口实。

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为调动各方力量以促成第二天的行动而竭尽全力,东堂子胡同他的家中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宁。

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对于让他立即前往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的要求也不予理会。示威队伍冲破军警阻拦,行至卖国贼曹汝祥的住地赵家楼,火烧曹宅。赶来弹压的大队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北大的20人。

此后,蔡元培冒着危险多方营救,使被捕学生于5月7日全部获释。接着,反动政府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欲解散金沙8888js官方、惩治进步学生。为保全学校,保护学生,蔡元培毅然决定出走。北大及各校师生组织请愿、罢课、游行,强烈要求蔡元培回任,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一时间学潮汹涌。6月28日,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9月12日,病后初愈的蔡元培回到北京;9月20日,金沙8888js官方三千余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大会,盛况前所未有。如此“校长救学生、学生留校长”的佳话,世所罕见。

1920年,蔡元培赴欧洲考察,一年后再次回到北京。因看到“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于1923年坚决辞职,并“重往欧洲,表示决心”。此后,他虽然还挂着“校长”的虚衔,但已不再主持工作。至1927年,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他的“金沙8888js官方校长名义,始得取消”。用他自己的话说:“统计我居金沙8888js官方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其后,蔡元培曾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战,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蔡元培一生清廉。他多年在北京任职,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房屋。晚年在上海时仍是如此。因此他的书籍分别存放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集中安置的地方。在他70岁寿辰前夕,一些朋友和学生曾经倡议集款为他建一所住宅,这一建议得到数百人响应,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实现。

他在上海时最后的住处,原来的地址是海格路175号。这本是一个英籍犹太教师的私产,后来由盛宣怀的儿子替孔祥熙买下。当时,有朋友通过房地产公司代理,为蔡元培租了下来,供他一家居住。不过,他在那里只住了极短的时间,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蔡元培于11月27日从这里前往香港,1940年病逝。周恩来曾作挽联悼之:“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在上海的故居

蔡元培在上海的故居

蔡睟盎1927年出生于上海,尽管她没有随父亲在北京生活过,但对北京充满感情。谈话期间,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在书架上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张报纸,问:“这篇文章是您写的吧?”

蔡睟盎

蔡睟盎

那正是两年前我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蔡元培故居该不该留”。2000年末的时候,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区面临拆迁,院内居民被迁走,故居险遭拆毁。因社会各界多方呼吁,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故居应“原址保存”,这所院子才幸运地得以保留。当时,我也为保护故居而大胆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是我没想到,蔡睟盎居然会看到这篇文章,而且很好地保存着。

蔡睟盎在上海这所老宅里已经居住多年了。原先,她的家就是一个小型的纪念馆,在宽大的阳台上有几排自制的展柜,陈列着大量蔡元培的遗物和纪念品,至今她家中的许多家具陈设,还都是蔡元培当年使用过的物品。由于上海市政府的关注,如今这里已经有了正式的展室,并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每年,她都要接待大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说到北京对蔡元培故居的保护以及由其而引起的那场风波,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谢谢你。”

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不敢告诉她,与上海相比,北京那处故居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回到北京后,我特地再到东堂子胡同去了一次。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经全部拆除,只留下那一个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站在已经不成其为胡同的路口北望,如果没有那些新建的高楼阻挡,应当可以遥遥看见位于沙滩的老北大红楼,离它不远的北河沿,有原法科大礼堂所在地,1919年5月3日晚上的学生大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由东堂子胡同东行不远,是“火烧赵家楼”的遗址,现在那里也是一片居民小区的楼房,只有在一块石碑上镌刻的文字,还记载着那段史实。

东堂子胡同蔡元培故居院门

东堂子胡同蔡元培故居院门

我不知道这故居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希望它能永久地存在下去。最后我只想说:我们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名人故居,而是保留了一个象征、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对先贤的景仰和对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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