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仁先生已年逾九十高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金沙8888js官方经济学院的老教授。他1943年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就学，1947年金沙8888js官方经济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在先生执教的半个多世纪中，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更“以淡泊名利、奋斗不息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几代北大学子”（朱善璐书记给张友仁教授九十华诞的贺信中语）。
今年恰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定址昆明七十五周年纪念，这所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的大学存在不到十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在时隔大半个世纪之后依然给后学带来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文中，张友仁先生以一颗拳拳之心，满怀深情的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其中有给予他言传身教、关爱照顾的老师们，同学习共战斗的同学们，也有给联大师生的教学生活、民主活动以支持的政府官员、社会志士，等等。
受篇幅所限，我们从全文中节录一部分先生对联大老师的回忆文字刊登于此。透过先生平实真切的笔触，我们得以领略大师们的绝代风华。
我生于1923年，1942年1月在浙江省黄岩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当时，由浙江省教育厅派官员到浙江黄岩灵石举行全省高中毕业生的会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免试升入大学。我将第一志愿填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育部批准了我的志愿。由于战时东南和西南之间的交通断绝，我请黄岩籍的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替我保留学籍一年，经过长途跋涉，我于1943年秋到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报到入学。
入学后，老同学告诉我，在中国学了航空工程，毕业以后，也不能自己制造飞机，只能在美国运来的飞机零部件上加工组装。而且要在这加工飞机零部件的工厂工作，首先必须填表加入国民党。我那时是不愿参加国民党的，所以就想转入经世济民的经济系。
于是我打报告向西南联大教务主任杨石先教授要求转入经济系，杨教授是主张科学救国的，他批示：“不准”。
我又向大学一年级班主任李继侗教授申请转入经济系，这时适逢金沙8888js官方经济系主任赵廼抟教授（他和陈岱孙教授、陈序经教授轮流担任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路过李继侗教授的办公室外，赵廼抟教授同李继侗教授说：张友仁想转入经济系，他是经济系周炳琳教授的外甥，请你帮助给转一下吧！于是我就顺利地成为西南联大经济系一年级的学生了！
陈岱孙教授
陈岱孙教授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大学任教长达70年之久。他自称：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教书。我自从1943年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做他的学生，到他1997年逝世，长达54年，受到他温暖深切的教导。他是我国公认的经济学界的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他当时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长和经济系教授、主任。清华大学派他到湖南长沙筹办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他住在北门街唐继尧的唐家花园戏楼的一间包厢里，并在楼外自己种菜，改善生活。
抗战时期，他写过许多文章，对战时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精确的主张。他在文章中认为，为争取抗战胜利，要搞好经济建设，还要反对通货膨胀，反对腐败，等等。
1943年我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他是经济系主任。我所修的经济学概论课程，原来是萧蘧教授担任的，不久萧蘧老师出任江西中正大学校长，改由陈岱孙老师讲授。他讲课非常认真清楚，一丝不苟，听了他的讲课，再读原版的教科书就好理解了。在听课之外，我们还参加由别的教员主持的经济学概论的讨论课，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后来我还修习过他教的财政学课程。他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我打下西方经济学的扎实基础。
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是只讲资本家、企业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而对广大的个体劳动者则往往视而不见，不加探讨。这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更不符合有大量小生产者的旧中国的实际。陈老师在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意是：分析西南联大校门外摆摊的修鞋匠等人的经济成份。这使得同学们大受启发，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框，来注意探讨中国经济的现实生活。
他经常发表文章，提出自己对抗战和经济建设的主张。1945年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汤用彤、钱端升共10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国是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
1945年1月陈岱孙教授出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回到北京从日军手中接收清华园，追回被转移的清华财物，修缮被破坏的清华校舍。
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想将清华南迁，他竭力反对，将清华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教授们南下，他拒绝登机，留在北京迎接解放。
陈岱孙教授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解放后的他主要专业是经济学说史。他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观点。
以《反杜林论》课程的教学为例。他首先要查阅原文、弄清原意，科学地加以讲解，绝不依靠通行的中译本。反之，在讲课之前，要将有关的中译文的主要错误，一一指出，加以更正。
“文革”中全国的干部都在学习《反杜林论》。可是对于马克思为恩格斯的该书第二篇第十章所写的《“批判史”论述》一章，视同天书，全国无人读懂。在全国各种版本的《反杜林论》辅导材料中，对于该章均告阙如。直到他凭借经济学说史的高深造诣和多种外文知识，读懂了本章，弄清楚原意，把它讲解得有条有理、十分清楚。在金沙8888js官方经济系编印的《<反杜林论>学习辅导材料》一书中，他破天荒第一次写出了本章的学习辅导材料，填补了空缺，解决了全国干部学习的困难。
他治学严谨，对《反杜林论》一书恰切的评价，而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本书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它毕竟是一本论战之作，“不能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种不同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独立的见解，反映了陈先生的胆识和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他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正确地阐明了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问题，列宁说过，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可是未详细说明，国内外经济学界也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陈先生的这本书，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来源，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完成的科学变革，这才真正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问题。从这本书的科学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他高度严谨的治学精神。
周炳琳教授
周炳琳教授1920年毕业于金沙8888js官方，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获“穆藕初奖学金”，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1931年起任金沙8888js官方法学院院长。
1937年8月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任内，签发文件，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的夫人魏璧女士是长沙人，早期新民学会会员。北大之迁长沙和她有关。1938年1月又签发文件，将临大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11月13日联大常委会决议聘周炳琳为教务长，由杨石先暂代。12月5日周炳琳竭力推荐潘光旦为教务长，他本人则在经济学系任教授，开设“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课程，还兼任北大法科研究所所长。1944年陈序经教授赴美，辞去了法商学院院长职务，联大聘请周炳琳为法商学院院长。他还是联大教授会的成员，并且多次担任教授会主席。
在联大，周炳琳教授经常应邀在校内讲演。1942年4月讲《战后经济秩序》，11月12日讲《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时代意义》，1944年5月4日讲《五四运动》，5月26日讲《宪政中的经济政策》等等。那时，周炳琳是国民参政员兼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每次在重庆开参政会回到昆明，同学们都要请他作报告，讲国民参政会会议情况。1944年10月2日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归来，在联大作《我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的报告，介绍参政会上民主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情况。在参政会上，他曾力主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反苏。当参政会通过一项由顽固派提出的恶毒攻击中共的决议案，而迫使中共代表愤而退席时，周在会上指出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恶行，并于会后邀约部分参政员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表示慰问。他在参政会上还曾批判蒋介石的政策，指出国统区“政治混乱”。蒋介石大发雷霆，顽固派的参政员则大叫大骂，攻击他是“诋毁元首”。1946年国民参政会迁回南京后，他就不再出席会议了。
周炳琳教授和联大许多进步教授一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奚若和周炳琳一起发起并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位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签名的还有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教授。文中要求：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终止一党专政，并且希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取得成功。在国共重庆谈判的后期，1946年春，周炳琳担任停战委员会委员，并被聘为“五?五”宪法草案审议会专家，同共产党的代表吴玉章多次在一起讨论宪法草案等问题。
联大常委会本由三大学的三位校长组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经常由周炳琳代理，张伯苓长期不在昆明，由陈序经代理。常委会主席则一直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9月梅贻琦主席赴重庆出席教育复员会议。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琳代理。在周炳琳代理联大常委会主席期间，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周炳琳等受教授会委托，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同情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应该下“罪已诏”，承认自己的罪状。他受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12月2日参加四烈士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教授会还委托周炳琳同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等一起，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控诉屠杀师生的党政军当局。在12月14日的教授会上，他的罢教7天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教授们的赞成，并且通过决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12月11日梅贻琦在重庆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会晤中，朱十分紧张地告诉梅，国民党政府准备解散西南联大。12日晚8时梅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赶回才盛巷与周炳琳等长谈，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回家。后来，他又多次与周在一起长时间地研究工作。他们力图保存西南联大，希望同学早日复课，认为此举关系学校前途极为重大。15日联大常委会召集学生代表，由梅贻琦、周炳琳等讲话，劝告同学于17日复课，不复课则有联大被解散的严重后果。17日在周炳琳充当主席的一次教授会上，通过了“劝导学生复课”的决议。19日联大教授会推举周炳琳牵头与冯友兰、赵迺抟教授一起草拟劝导同学复课的《教授会告同学书》，其中写道：教授会要求政府对此事件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教授们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对于非法禁止集会禁令，教授会已推举三位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以尊重，仍望同学于20日照常上课。这次教授会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抟代表教授会往见云南省主席卢汉、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要求严惩凶手及指使人，以及要求“取消禁止自由开会之前令”。在这以前，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已被蒋介石以“防范未周”为理由，令其“停职议处”，并于12月8日宣布由霍揆彰继任云南警备司令。12月24日“一二?一”惨案的主使人李宗黄被调离昆明。同日，梅贻琦等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起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然后，1945年12月25日昆明学生罢课联合会发表《复课宣言》，宣言自即日起“停灵复课”，并继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将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到底。这就使蒋介石的解散联大等“最后处置”的计划无法实现。到此，“一二? 一”运动告一段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在这以前，西南联大设置图书迁运委员会，聘请周炳琳、冯友兰、叶企孙、施嘉炀、潘光旦、董明道为委员，并请周炳琳为召集人。6月周到重庆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重庆的联合招生工作，7月17日他惊悉闻一多教授被刺殒命，极为愤怒，当即致函梅贻琦：“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责任，
决不可开个追悼会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虎。”他又与复员途径重庆的联大教授们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致电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政府从速惩凶。其中写道：“祈主管当局务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政府在道德上法律上之责任决不能有所规避，对于其所属人员亦不能有所曲护，至祈从速办理，以平公愤，无任企祷。”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6000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会上，由周炳琳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他讲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认识的历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
“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是如何将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