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学院52届电机系电讯组院友郭衍莹，航天部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北京航天测控中心顾问。郭衍莹院友攥写此文回忆在北大求学时难忘的往事，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清晰画卷。
1949年夏我在上海复旦中学毕业，适值上海解放，我考上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二年级后转至电机系电讯专业）。9月中我来北京上学，至1952年9月提前毕业。我在北大求学整整三年。有人说这三年在北大历史上是平淡无奇的三年；既不像前几届学长们大都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反蒋学生运动，又不像后来我们的师弟们经过反右、文革那些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但我却觉得这也是不平凡的三年。在这三年的前二年中，北大保持着过去优良的学风。老师们循循善诱式的教诲，扎实的基础课学习，使我终身不忘，终身受益。到了1952年，我适遇中央决定全国高校49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还遇上建国后第一次高校教授思想教育运动(当时大家称洗澡运动)，以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三件事都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今年正好是我毕业60周年，也是影响深远的高校院系调整60周年。据说关于当年这场高校院系调整现在正是教育界、科技界和文化界人士议论的热点。我这里主要根据我的回忆，说说在难忘的1952年中我的所见所闻。现在我们这批老校友年龄都已超过80，进入耄耋之年。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和老校友们一起回忆那段岁月中难忘的往事。可能今天北大年轻师生们会感到兴趣，从中也许还会得到一些启示。
一、老北大的优良学风，扎实的基础课学习，使我终身受益
当时像北大、清华等旧大学理工各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特别重视基础课。像数理化等基础课程都是由名教授讲授，而专业课反而由年轻老师担当。这一点好像与当前某些大学的做法正好相反。譬如那时普通物理课由郑华炽教授讲课，普通化学课由曾昭伦和唐敖庆教授讲课，电工原理（即后来电磁学）由马大猷和黄宏嘉教授讲课，电子学由马大猷教授讲课，高等微积分由赵芳熊教授讲课，工程制图由李酉山教授讲课，无线电原理由胡筠教授讲课，等等。那时的观点是大学最重要是学好基础课。专业课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学习，何况不少专业发展太快（如电子专业），在校期间也只能学个皮毛。这些老教授学识渊博，勤恳敬业，讲课由浅入深，循循善诱。这些基础课经常在沙滩公主府理学院的阶级教室上课，每次都座无虚席。听他们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另外我想说一下当时大学宽松的允许学生中途转系政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在中学时化学成绩优秀，自认为将来可当个化学家，或当个化学工程师。进北大化工系上一年级后，每次做化学定性、定量试验时老出错，成绩始终上不去，才明白自己不是当化学家那块料。但我数学、物理成绩一直还不错。加以当时电机系开设电信专业，学生一直较少。马大猷院长看我数理成绩还不错，就鼓励和批准我转到电机系电信组学习。当时电子技术方兴未艾，这个电信专业实际上就是后来电子、通信、测控甚至计算机专业的前身（国外也是如此发展）。不过当时我们国家还认识不到，也不大重视。甚至当时有中央红头文件上说我国主要发展‘有线’，因为无线不保密。有位中央领导作报告时还形象地打个比喻：发展电子技术好比菜里放盐，不放不行，放多了也不行。所以上电讯专业学生不多。当时国内，像邮电部研究所，上海电工研究所等这些主要研究无线技术的单位也纷纷下马。这一情况直至1955年后才完全纠正过来。我在电子技术这一领域干了一辈子，总不忘马大猷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马老师今年以97高龄去世，他一生为我国电子事业和声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我祝愿他安息！
当时的大学，学生中途转系是件平常事。因为中学生毕业时报考大学专业有很大盲目性。允许学生中途调整专业，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一面。不少人确实因此发挥自己优势和特长，并在后来事业上做出成绩。例如于敏学长，他44年入北大时学的是电机，46年转系至物理系攻读原子物理。师从张宗遂教授。49年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几十年来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贡献，被誉为我国的“氢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二弹一星”元勋称号。可以设想，他如继续学电机，很可能中国少了位世界级核物理学家。我总觉得后来的大学对学生要求更改专业管得太严，一锤定终身，不甚合理。听说近来有的大学每年允许少量学生转系，但名额甚少，卡得太死。至于听说有极少数大学拿这些名额作‘开后门’和‘权钱交易’的勾当，原本应是净土的高等学府也被铜臭所沾污，使人痛心。这就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1951年底，中央鉴于经济建设各条战线技术人员匮乏，决定全国49级大学生一律提前一年毕业。但仍算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后按本科待遇。绝大多数同学对党中央的号召和决定是拥护的。但心里直打鼓，对少学一年就进入社会心里没底。但后来实践证明，北大大多数同学参加工作后都经住了考验，很快把工作抓了起来，不少同学做出了成绩。我认为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校时基础课学得扎实。当然我不是说大学只要学点基础课就行了，只是说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通过自己努力，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来弥补不足。实际上我们参加工作后看到一些师弟能继续在校学习，非常羡慕。老想自己有机会再来校聆听老师的讲课，并请教老师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我从北大毕业后不久就参加航天部创业和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曾先后应聘担任科工委银河公司总工，和部队大修厂及院校的专家、顾问，一直没脱离专业。我今年八十整。仍在航天测控中心挂名当技术顾问，做一点力所能及而又不大费力的工作。虽然自感记忆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大不如过去，但大学的基础课和最基本概念却始终不忘。一些最基本公式和基本数据至今都还能记住。我总觉得，现在某些大学里对基础课程的教学和训练重视很不够。譬如电磁场的物理概念是什么？在室温下自然界任何电阻的本底噪声是多少？（-174dBm/Hz）等等，这样一些在电子工程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和公式，有些年轻技术人员不是说没记住，就是硬说没学过，待一查自己书本，才发现还曾用红笔画上杠杠，或做过重点记号哩。
二、我见到的当年的教师洗澡运动
现在八十岁以上老同学都记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定稿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铺天盖地的批判运动。这是建国后在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不过在运动开始阶段，在高校，尤其是理工各专业震动不大。在学生中，只要求开个会一般性地谈谈认识。我记得我们班讨论时大家嘻嘻哈哈，很不认真。讨论结果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武训是好人办了坏事”。当时有位同学还打个比喻：”好比你妈见你渴了赶紧给你打碗开水，不小心洒出来把地板烫坏了，你能把你妈打成反革命吗?”顿时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很快我们就不能那么轻松了。经过一阵媒体对电影<武训传>口诛笔伐后，先是在文艺界对知识份子开展思想改造。接着从51年冬直至52年5月，在北京的高校掀起一场教授洗澡运动。这场运动又首先从北大开始，拉开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根据我的回忆和资料记载，在1951年国庆节前一天（9月29日），北大教授集中步行到中南海，大家一起听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报告。据说周恩来一共讲了四、五个小时。回来后运动就正式开始。现在想来，这恐怕都是毛老人家整个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战略部署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或者说是后来反右斗争的一场前哨战。
当时正值我们毕业前夕。后来学校交代，要停课闹革命，寒假也不放了，毕业论文也不做了，毕业考试也免了，党组织号召，大家要安心和认真帮教授洗澡;这对同学们也是一场考验。毕业时还要做评定。运动一直到五四节才宣告胜利结束，恢复上课，到8月底就匆匆毕业。不过大多数学生帮助老师洗澡却是很认真的。学校党组织还组织学生针对每个老师成立帮促小组，帮助老师洗澡，检查过关。对于教授，不仅要求自己检讨自己，而且同人之间也展开批判。言辞激烈，前所未有。
这次思想改造，开始时很多老师很抵触。后来有的老师自身问题不大，又能检查深刻，就很快过关。但也有的老师检讨多次，均未通过。我记得工学院最后的重点是傅鹰教授、李酉山教授和其他二位教授。这些教授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历史问题，主要是都在美国留过学，崇洋媚外特别严重。如傅鹰教授，始终认为他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傅老师在胶体和表面化学的研究上有着很高的造诣）主要是美国大学和他的导师巴特尔对他的栽培。因此检查过不了关，一直拖到最后，才在帮促小组启发下，“痛心疾首”地（其实是违心地）认识到他的美国老师曾“盗窃他的成果去发表文章”。检讨才得到群众的谅解而通过。不过当时还没有戴帽或处分之举。有些“态度不端正”的教师，最后也都“蒙混”过关。有位刚过关老师底下公开说：“一旦过关，如蒙大赦”。可见不少教师对此是有抵触的。
工学院学生除帮自己院里教授洗澡外，有时还参加全校重点老师的思想改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批判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周是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后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赴美留学。留学归来，是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国共合作，李大钊既负责北方的共产党组织工作，又负责国民党北方支部的工作），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不少瓜葛。但他拒绝当国民党伪国大的代表。还曾劝说北大校长胡适不要出席伪“国大”。他既与旧政权有瓜葛，又从不放弃学术钻研。从1931年起，直至1949年，国立金沙8888js官方法学院院长一直由周炳琳担任。他在学术上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均相当深远，他在北大百年历史，乃至近代大学教育史上的地位自不容忽视。但在那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跌跌撞撞，几乎过不了关，差一点被批倒批臭。据说还是毛泽东老人家有批示，放了他一马；“看来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的必要的作法。”于是学校在52年7月底在沙滩的学生大食堂组织千人大会让上周炳琳作了最后一次检讨。那次会我和班里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会上有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上纲上线地批判；还有周先生的亲属声色俱厉的揭发。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和文革中，当然看得多了，不以为怪。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很别扭。在这种情况下，周炳琳深刻反省“敌视人民”的反动态度，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场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次检讨算是得到群众的谅解而通过。现在想来，当年那场教授洗澡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为以后历次运动的所谓 “大批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
三、1952年院系调整我的所见所闻
从52年开始至55年的院系调整，是50年代初震动我国高教界头等大事。这件事影响深远，直至半个世纪后今日仍是知识界议论热点。其实早在1951年，“院系调整”工作就已开始了。我记得1951年6月1日在当时沙滩民主广场举行的马寅初校长就职典礼上，马校长就透露，中央已批准将燕京大学并入北大。为了更好发展，北大将全部搬至燕大校园。他的意见是让工学院先搬去。马老说到这里，顿时获得到会的工学院师生热烈鼓掌。不过后来第二年的院系调整并没有采纳马老这一意见，还是按照苏联模式把工学院调整至清华大学。另外听说马老不赞成按苏联教学科研分开的模式，把理学院很多老师调去科学院，因为我们国情与苏联有所不同。但这一建议后来也没被采纳。
后来中央决定，北大工学院并至清华，而清华的文理学院并入北大，二校各有进出，基本上互不“盈亏”。记得当时北大电机系里还让我们几个学生帮忙清点仪器设备和图书，并运送去清华，我也就顺便听了几堂清华孟昭英、常烔几位名教授的电子和网路课。也有机会听到二校电讯专业一些老师对院系调整的意见。据我回忆，大多数老师尤其是青年老师都表示赞成，都说北大清华本来就是一家嘛（指西南联大）！尤其是北大方面，工学院搬去清华园，文理学院搬去燕园，无论教学、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有很大改善。但亦有些教授考虑得比较远。他们认为理工分家不合理，“理是工的基础，工是理的应用”；工学院学生一二年级很多数理化基础课都是由理学院教授讲授的。分家后将大大降低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尤其是化工系袁翰青等教授认为，他们很多课程多是和化学系合上的。分家后不少课就无人开讲了。又如美国哈佛大学出身的马大猷老师认为，北大工学院和电机系的历史比清华还早。二校电机系和电讯专业各有特色，如北大基础电子学比较强，当然清华也有它的优势。合并一起就没有特色了。而清华孟昭英、常烔等老师主要意见是苏联工科大学的电机系和美欧大学不同，没有电讯专业。其电讯专业是设置在几个专业学院，如列宁格勒电讯工程学院（其前身为著名的蓬奇-勃劳维奇通讯学院）。，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如完全按苏联方案，电讯专业将合并至其他专业学院（如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来高教部做了妥协，同意清华保留电讯组（后由这个专业发展为我国的第一个无线工程系，后来又发展成为清华电子。控制、信息等系和专业的前身），而北大的马老师则调任去哈工大当教务长，就听不到他的不同意见了。
随着院系调整深入，没过多久，又以北大和清华为基础分出八大学院，这就引起一些教师不满和意见。尤其是一些老教授，认为这大大削弱整体教学和科研力量，形成不了像美欧那像以名牌大学为核心的雄厚师资和教学、科研力量。不过在当时政治气氛下，这些意见是不会有人重视的。至于年轻教师则拥护者居多数。一些调去新学院的教师后来都成教学骨干。何况八大学院都在北京，教学和生活条件都不错。因此据我和同学回忆，在院系调整中，北大和清华从整体上讲，还都比较平静。不像上海的交大和浙江的浙大等，弄得四分五裂，伤筋动骨。尤其是交大，开始时要肢解一分为二，而且都要迁至西南和西北。因而受到一些教授抵制（其中不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后，才在上海保留一部分。但已大伤元气。不过听上海的老同学说，也有的大学如复旦大学，却“捞了一把，成为暴发户”。至于外地像山西大学，岭南大学等被就地拆散，化整为零，情况就很惨了。
不过当时的院系调整工作远没有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像现在国家机关或学校调整时那么复杂。北大工学院从院长到系主任主要工作是教好书，当好教授。工学院没有一个脱产的行政领导，总务组也只有几个人负责全院师生的吃喝拉撒睡。每个系只一名秘书负责全系一切事务。工学院党总支书记是不脱产的学生，更不用说各系支部书记了。记得胡启立同志当时是校党委成员、学生会主席，他原在法律系学习，51年转至工学院机械系，每天照样要夹着书本上课，照样要排队去食堂吃饭，照样八人一桌站着吃丝糕(当时的主食)，照样要参加考试攒学分。按当时北大校规，三分之一功课不及格就得蹲班，二分之一功课不及格就得走人。所以院系调整对很多教师来说无非是换一个教室讲课。不像今天机关或大学里各个级别的干部一大堆，调整时光是考虑干部如何安排和摆平就是件棘手难事。不过从院系调整后，旧大学的这套“旧制度”也都随之消失了。
这场院系调整的实质的确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上的“一边倒”，高校体制也要一边倒，即全盘仿照苏联的高校模式。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看来，关于它的是是非非，众说纷纭，恐怕一时难于得出权威性结论，争论恐怕还要继续下去。我毕业后就离开母校，一直在国防科研部门工作，说不出大套理论根据。但我从一个老科研人员角度认为有些问题不能苟同媒体上或网上某些人的论点。一是不能把当年院系调整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提高到 “是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预演”的高度（引自互联网上署名文章，下同）。因为我们看问题不能脱离当时国家所处情况和环境：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依靠苏联来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唯一选择。譬如说教会大学，当时经济来源已断，总不能让中国人勒紧裤带掏钱继续给教会办大学吧。至于有的文章把上海个别教会大学吹成“东方哈佛”，这就有点近乎奇闻了。当时有些教会学校吓人的学费就使广大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望而却步。其实在那次领导院校调整工作中也有不少民主人士参与决策，如马叙伦，曾昭伦（二人时任教育部正副部长），马寅初等。即使在反右前夕大鸣大放中，有关这方面意见也远没有现在那样尖刻。当时主要是“教授治校”之类言论被毛主席视为知识分子想夺权，后有不少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曾昭伦老师）。
再则即使从现在看，也不能把院系调整后高校教学和学生质量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调整后大学“奴化和宣传的灌输，断裂长期形成传统，培养毫无判断能力的年轻人”等，这样说太有失公正。当时中国的大学少得可怜。增办大学，尤其是西北、西南，势在必行。从电子和信息领域来说，当时参照苏联做法，成立了几所有关专业的学院，是正确的。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如此迅猛发展，光靠几所综合大学包打天下，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譬如说55年成立的成都电讯工学院(即今电子科技大学，由上海交大、岭南大学等有关专业合成），北京邮电学院（即今北京邮电大学）和后来成立的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由解放军张家口通信学院，大连大学等有关专业合成），解放军南京通讯工程学院等，现在都是电子专业方面一流大学。多少年来无论是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和对国家贡献，它们并不比名牌大学有逊色。应该说，中国教育真正的浩劫还是从反右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
高校体制全盘仿苏联模式当然是错误的。但外国一些好的教育体制和经验，以及失败教训都要研究，并借鉴其长处。譬如美国有世界闻名的哈佛、耶鲁等名校。但也有一大堆连美国政府都感头疼的野鸡大学(据资料透露，全世界被曝光的700来所野鸡大学，美国几占一半。而华人学生是这些野鸡大学的一大主要市场)。这些大学也培养所谓“博士”，但毕业后只能到发展中国家去唬唬那里的官僚。我们在从政治上批判原苏联的同时，没有必要也把苏联的高校水平说得一无是处。老百姓有句生动的譬喻；不要在倒洗澡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倒掉。苏联的教学体制应该说对于苏联自己说还是匹配的，并基本上沿用至今天的俄罗斯。问题出在我们用教条主义办法去学习人家的经验（虽然我们一直在批判人家犯教条主义）。去过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人都知道，他们很多高等院校非常重视基础理论课，非常强调学生要扎实学好基本课程；学校专业齐全，学风扎实，教学质量较高。我们遇到的一些俄罗斯年轻工程师，他们的基本概念清楚，动手解决实际能力也较强，不像我国某些大学毕业学生（尤其是近年来扩招后的），基本概念“一塌糊涂”，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基本上没有。其实苏俄的教育体制也非一成不变。如在早期，大学专搞教学，科研归科学院。后来很快就打破这个界限。如毫米波技术的研究就是以大学为主进行的。另外俄罗斯的大学专业非常重视配套和齐全，不像我国大学强调一时的市场需求和效益。如某些重要专业（如电真空专业）几乎关了门。以致国防建设上急需的微波大功率电真空器件，至今很多要仰求他人。大家知道尽管苏联解体后经历十年休克时期，当时很多大学教师勒紧裤带，军事科研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但它的科技队伍基本上没有流散外国。它的科技队伍作风非常严谨扎实，到今天它照样能不断研发出一代又一代新型的，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在电子技术领域，尽管俄罗斯在微电子技术等不少方面是软肋，但他们的大学和科研部门的微波和毫米波技术，微波电真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水平从来是世界一流的。更不用说它的航天航空技术了。它研发的新型武器装备，不能说件件世界第一，但至少是门门不缺。西方有媒体称它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在军事上向美国叫板的大国，也是使日本右翼势力唯一畏惧的军事大国。因此我想，对国外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经验，只要对我们有利（又不对我国禁运），我们就应不拘一格借鉴、学习，为我所用。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工学院成立110周年!
电机系1952届 郭衍莹
照片档案：
照片1：1951年春，北大工学院电机系二年级部分同学摄于北大民主广场，背景为红楼对面的灰楼(当时女生宿舍)。照片中有箭头者是作者。
照片2：2003年10月,北大工学院建院100周年时，工学院老校友来母校红楼旧址留念。照片中有箭头者是作者。照片1中的好几位也在其中，相隔已半个世纪多了！照片中很多老校友是五、六十年代各条经济建设战线的功臣，也有几位院士。现都已垂垂老矣！
照片3（录像）:1998年5月4日是北大100周年校庆。马大猷老师亲自来校与当年北大工学院部分毕业学生见面和座谈。马老师当时已83高龄。仍精神飒爽，坚持搞科研，并亲自带博士生。照片中前排左二是马老师。有箭头者是作者。马老师于2012年7月17日去世。享年97岁。他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国际著名声学家、中国现代声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照片4：1952年北大教师洗澡运动中，化工系傅鹰老师是运动中重点。过关后学校组织傅老师等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并接受教育。这是他在朝时所照（前排右2）。但57年反右时傅老师又成为批判重点,是毛老人家批示放他过关。
照片5：自右起为马大猷，梁思成和孟昭英。这是1956年他们参加我国12年科学规划大会期间和周总理合影。马曾是北大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孟于1952年在清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无线工程系。我曾听过二位老师的讲课。他俩和梁老师于当年院系调整时都极力反对理工分家。1957年孟被错划成右派，马则弃官从学，改攻声学，创建我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引自《清华名师风采》p.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