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四十二岁的刘炎林第一次站在青海师范大学的课堂上，成为了一名教师。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份教职，在他蹲在高原上数动物的第二十个年头。

二十年前，从事鼠兔研究的Andrew Smith与两位英国学者和一名博士生前往青海考察。导师吕植对研究生一年级的刘炎林说：“你跟他们去看看吧。”刘炎林于是从西宁一路坐车前往玉树。尽管与三江源的初次相逢因复发的肺水肿而不得不终止，“不听劝”的刘炎林却并未因此给自己和高原野生动物的故事按下结束健。五个月后他在措池村目睹群狼将55头野牦牛追进山谷，一年后又去往海拔更高的羌塘追寻藏野驴的足迹。博士毕业后，他仍有大半时间都行走在高原上，只是所属单位那一栏不断变化——集齐了多家民间自然保护机构和国家级科研机构。

刘炎林自满怀热血的青年时代起便开始了对野生动物的调查和保护，却又在看似最不合时宜的不惑之年重新跳回高校。他自己调侃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刘炎林

刘炎林与高原山巅的缘分始于1999年秋。

在34楼楼道的宣传栏，生长于南国渔村的他偶然看到了山鹰社1999年克孜色勒的攀登简报——那是用一张A4纸打印出来的黑白的雪山照片。一种未曾意识到的热情因此猛然被点燃，在他平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外，分割出一程艰苦而浪漫的英雄般的远征。

2001年6月28日，包括刘炎林在内的13名山鹰社登山队队员从北大南门出发，向海拔7048米的穷母岗日峰发起挑战。8月14日，登顶后下撤至本营的他们发现煤气已经燃尽，索性烧牛粪煮饭、炸糌粑丸子。下午，一个青年藏民带来村长的一张纸条，上书，“How are you？牦牛，没问题，明天上来。祝一路顺风。”他们最后一齐挤在卡车里摇晃着踏上归途。

2002年，山鹰折翼希夏邦马西峰，令人痛心。山难之后，山鹰社开始转型，走向平稳期。他们汲取经验教训并调整登山策略，力求以人为本、安全为先，2003年，他们选择回到山鹰起飞的第一站——海拔6178米的昆仑山玉珠峰。

2003年5月，刘炎林在登山申请书里写下“弟兄们，我把今年的队伍带上来了”。同年7月24日，在青海玉珠峰峰顶，他向北远离了正在庆祝登顶的队员。大风吹打着铁架上的经幡，他双腿发软跪在雪地里，痛哭着在心里说出这句话。

山野穿行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刘炎林留给书本的时间，然而恰恰因为这些经历，他掌握了更多野外环境的适应技术，最终从生物技术转向高原野生动物的调查与保护，在高原上度过了他硕博阶段的大半时光。

本科毕业的夏天，刘炎林在登顶玉珠峰后回到家乡广西，到家前他先背着行李去了一趟北大在广西崇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吕植的老师潘文石自1996年起便在此地探索保护白头叶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此前他已在卧龙和秦岭的崇山密岭间行走了二十年。基地的池塘被潘文石打理得井井有条，是他建设的“南国燕园”里的迷你版未名湖。刘炎林陪潘文石在“未名湖”里游了几天泳，分别后没多久，他走上了和潘文石一样的数十年追寻于野外的路。

2005年于西昆仑调查藏羚羊

刘炎林对高原的景致并不陌生。石山嶙峋，河道蜿蜒，远处的皑皑白雪在阳光下如玉如浪，相似的山石足以投影出并不久远的回忆，深夜独眠帐中，难得入梦的故人掀起他交织的欣喜与悲恸。

不同的是，他的目光不再聚焦于神秘巍峨的雪山之巅。跋山涉水追寻着野牦牛、棕熊、雪豹的足迹，他从只看见山，到看见生长于荒原上的动物，再到看见与高原、与高原野生动物共存的人。

2011年7月3日，供职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刘炎林在青藏高原的一处山顶迎面碰上了棕熊“卓玛”。

他和同伴一如往常地根据卫星回传的定位信息和颈圈发射的无线电信号追寻着棕熊的足迹，却在接近山顶时，听到一声低沉的吼声。“卓玛”怒吼着从30米外的山梁后冲出来，两只小熊站在它身后。在距离他们15米处，“卓玛”停下脚步，转身回到山梁，如是反复3次，用自己的方式向入侵者示警。

那是刘炎林第一次以不超过20米的距离接触成年棕熊，他的后脑勺一阵一阵发热，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和队友靠在一处，将手高高地举起，让自己尽可能地显得高大些，同时目光盯着地面缓缓后退。母熊随后也带着小熊消失在山梁后。

这场相遇并非完全偶然——“卓玛”是刘炎林所在的棕熊研究小组密切追踪的两只棕熊之一。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卓玛”带着小熊寻觅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夜间穿行于这片人类主宰的景观中。

牧民搬到夏季草场后，房屋无人看管，美味易得的食物吸引着棕熊无声光顾。但对牧民而言，棕熊一百多公斤的体型、高达每小时60公里的移动速度、强大的前肢、尖利的牙齿和寻找食物的机会主义本能，往往意味着潜在的威胁。

当地还有许多关于棕熊的传说：它们会把晒干的牛粪顶在脑袋上，坐在草地间，远远望去好像慈祥的老妈妈在纺线。一旦没有防备心的小孩靠近，棕熊就会把孩子吃掉。还有传言说，棕熊进入房屋后，会把面粉、白糖跟炒菜油和在一块，吃得津津有味。刘炎林并未亲眼见证过这些由柴米油盐组成的奇幻故事，但与传言相似的是，他曾目睹一只棕熊跑到牧民的房子里，从堆了满墙的面粉中，小心地抽出一袋，拖着往山上走，在山坡上留下一条细细的面粉线。

2012年于青海玉树为麻醉后的棕熊检查身体

对刘炎林来说，棕熊一类的大型食肉动物是中国西部荒野的象征。但对当地牧民而言，却意味着冲突、风险和损失。棕熊、狼和雪豹可能会破坏掉他们的房屋，吃掉他们的粮食和牲畜，甚至连食草的野牦牛都可能把家牦牛给拐走。

刘炎林工作后第一次出差，落地玉树巴塘机场，他看见一群医护人员推着急救推车上飞机——牧民被棕熊打伤，需要送往西宁救治。他的师妹在调查后发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90%牧民的房子都被棕熊扒过，这并不是发生在高原上的个例。自本世纪初开始，房屋取代帐篷成为牧民们冬日的固定生活点，野生动物与牧民的冲突也日渐严重。

愈演愈烈的人兽冲突并不止在高原上发生，在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这都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经济补偿是常见的策略，由保护部门为遭受野生动物损害的个人或家庭提供补偿，分摊农牧民经济负担，缓解其财务风险，以降低人兽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补偿形式可以是现金或实物，额度亦各有不同。

如何从一刀切式的禁止条款转型为人兽关系的动态化管理，从单一的二元对立走向多样化共存，这是刘炎林行走于野外时常思考的问题。在高原上，牧民、政府和刘炎林这样的保护者尝试使用打开门窗、门前挖洞、太阳能电围栏、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等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此外，通过红外相机、卫星颈圈、粪便DNA等手段跟踪监测野生动物，不止能为生态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也能为人兽关系的调查积累一定样本。

2014年10月下旬，刘炎林和同伴从索加乡乡上驱车前往牙曲寺附近的营地。夜色将至，路上一共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半途纷纷扬扬下起了雪，雪花横着从车前飞过。索加乡牙曲村的年轻小伙巴丁江措向刘炎林转达舅舅在电话里告诉自己的讯息——熊几乎每天晚上造访牙曲四队。村民阿吾昂叶和阿吾格日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熊都跑去了四队，二队挖房子不多。刘炎林于是和同行的美国野生动物保护者拜伦商定，带上装备前往索加四队。

“我睡在车里。晚上九点还是十点，听到围栏响着。它从这边翻过来。”巴丁27岁的舅舅仁青多杰一边比划，一边走到玻璃破烂的门窗前，扒着窗户，“然后这么往里看——我喇叭打着，灯闪着，然后它往那边跑了。”仁青一指北侧的围栏门口。

刘炎林结合三年前的经验，提议在附近的溪流、围栏出口、围栏南侧各设一个陷阱。围栏地面的薄土下遍布碎石，带来的地锚死活打不进去，也不像溪边有足以打锚的大石头。围栏、帐篷杆、房梁……刘炎林和拜伦想法设法用上了手头的各种材料。拎着麻醉和颈圈工具走向那座被熊扒过的房子时，他在夜晚的寒风中忍不住笑了起来，问同伴：“我们像不像赏金猎人？深藏武艺，流落四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夜晚，霜花在车窗上结结实实地敷了一层。刘炎林缩在睡袋里，隔着厚厚的霜，张望草地上缓缓移动的阴影与朝晖的分界线。阳光洒向仁青家的屋顶，牦牛散开在结满霜的草地上。在车里冻了几晚，他们终于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头大公熊被诱饵吸引，最终却忍住诱惑径直离开的画面。

刘炎林的腰这时却无可抑制得疼了起来，只能通过弯腰寻找角度缓解。原定一个月的工作因此不得不中止。在牙曲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仍然选择回到车里值守。这一夜下起了大雪，刘炎林睡在车里，听了一夜的风声和雪声。

从繁华的都市一头扎进荒无人烟的高原，一待就是二十年。被问到坚持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原因时，刘炎林只是用再平和不过的语气说，“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

野外的工作本就让他乐在其中，爬山和调查将他带入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因而比起信念感的保持，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是用什么样的机会和平台来维持野外工作的状态。

2011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向刚刚博士毕业的刘炎林抛出了橄榄枝。6月21日，他启程前往玉树。出发前一天，他和妻子海狸在民政局领证——730天前他们相逢于格尔木，滔滔不绝地谈论了28个小时。领证前夜，他在山鹰社岩壁顶上完成了求婚。帐篷杆撑起吊锅，登山绳缠绕椅子，岩壁内侧旋转楼梯的主锁缝隙和登山鞋里都插着玫瑰。自行车协会和山鹰社的好友为他们献上小提琴曲和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同样喜欢户外运动的海狸对刘炎林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但他依旧时时心怀愧疚。成千上万的藏野驴在浩瀚的荒原上迎着夕阳奔跑的影子，在刘炎林的心里掀起对壮阔生命的无尽赞美，他像骑士和游侠一样驰骋于无边的荒野，却也总数着日子等待和家人的团聚。“只为途中与你相遇”，他嫌弃自己真酸，却又忍不住在寄给海狸的信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面临自利和公益的权衡。一方面是养家糊口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服务公共道义的冲动。”探索荒野与护佑生灵并不是单薄的纸上童话，它被赋予职业的标签就意味着需要和凡俗的柴米油盐挂钩。从山水、林科院、猫盟再到青海师大，刘炎林自认在职业选择上一路折腾，似乎不够明智，但他对此也不过分焦虑。“少年时懵懂的好奇心和质朴的公益心，在多个人生关头影响了我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都不算聪明，不过某种程度上，性格决定命运是对的。”

每一次职业切换，都意味着换一个新的视角看待高原野生动物的保护。然而二十年来在牦牛帐篷外静静取食的藏羚羊，就着牧民家滚烫的酥油茶听到的那些遥远而质朴的故事，始终如旧，却依然扣人心弦。

2023年，解锁了新身份的刘炎林站在讲台上向两个班的同学讲入侵生物学，他讲到南乔治亚岛的老鼠、澳大利亚的兔子、密西西比河五大湖的亚洲鲤鱼、中国沿海的互花米草，青藏高原的波斯菊、麦穗鱼和家猫，还讲到哥伦布大交换和蒙古西征的影响……野外调查和校内授课的完美组合拨动来自过去的暗暗震颤，击碎外部强加的应然和无趣的光环，留下独属于理想的久远回声。

2023年12月9日，结束了黄南州雪豹调查第一轮野外工作的刘炎林在尖扎县顺手将黄河流域和雪豹分布区叠加在一起，分析大尺度联合评估雪豹种群的可能性。看完地图后，他拨通了家里的微信视频，大儿子兴奋地向他显摆新背的诗文。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诗句中浩荡汹涌的黄河，正在他住所的不远处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