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承（左，经济中心研究生）、邢惠清（中）、刘琳琳（右，时任经济中心工作人员）

拍记录片的刘导，在进入剪辑棚前，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录到与我的谈话，他采访了60多位老师、员工、学生还有校友，很多人都提到了我这个元老级人物。本人真不喜欢出镜，既然自称“周粉儿”，这点要和周老师保持一致！黄益平老师一再鼓励，我仍然不敢接话儿。419活动进入倒计时，压力山大，我连伊利都顾不上，那有时间管文章的事儿呀！陈曦推出力作《与君同行，此生无悔》，很煽情，汪老师书写《我们一起成长，在朗润园》，引入他对成长的诠释：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桂英老师神秘出场，发表了她的《不平凡的师生 不平凡的梦想》，平凡而感动。

419院庆系列活动圆满结束，为迎接余明德老师回来，张维迎老师请饭，他拿出珍藏十多年的茅台酒—醇香，酒过三巡，唤醒大家尘封近二十年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

记得第一次见到林毅夫老师是1994年8月初，在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当时对他的感觉就是“高大帅气”，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闽南音。以为他是台湾人，应该称林先生，但周围的人都叫他林老师，以后也就跟着称林老师。那天林老师讲了很多话，大致内容是，据他的预测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将要迎来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人才辈出的到来。他对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充满了信心，一方面，时代给了我们机会，二方面，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说实话，大部分内容我是没听懂，就理解创办CCER这是一个事业，很伟大！财务这份工作，很重要！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想做成点儿事情很难，首先我们自己必须事事严谨自律，特别是在财务方面，不允许出任何问题。他们在前方冲锋陷阵，我们在后方看家护院，必须保证后院不能起火。后来陈平老师也和我谈过类似的内容，他经历过文革时代，每次政治运动整人就是从三方面开始：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财务问题。对于CCER这个机构而言，就剩下财务问题，所以这个方面绝对不能有任何漏洞。

1994年的秋季是易纲老师主持常务，那时CCER没有自己招收的学生，他们就给经院和管院的硕士和博士生开课，易老师教计量，维迎老师教微观，张帆老师教宏观，明德老师好像是人口学？创业的过程是挺难的，每件事情都要从零做起。学校收发室没有CCER的信箱，我们就拿着一张批准中心成立的复印件，请他们给开了信箱。喝不上热水，也是用这张复印件，到总务部申请领到一个开水牌。老地学楼办公室的装修，张佳利从马路边找来三个民工，花很少的钱，2-3天就完工了。林老师说，勺园的房租很贵，省几天房租就够买一个书柜。老地学楼的书桌、书柜还有一套沙发是张维迎老师去买的，物美价廉，搬到朗润园后仍在使用，现在耀辉办公室里用的就是那批桌子，可以算是文物吗？下一个十年庆典时可以拿出来拍卖吧！记得CCER的第一部电话号码是2501474。在1994年装电话是件很大的事情，为了再申请到两部直拨电话，易纲老师带着我在电话室磨了一个多小时，最终，电话室张主任实在不忍心拒绝，给加了两个号码1475、1476。我们说，1474（要死去死）不好听，能否给换一个号，张老师大大方方的告诉我们：怕什么？整个北大都是250。再后来，电话号码升到八位，北大才改为6275****。事隔多年，遇到张老师，提到此事，表达感谢，她已经不记得了。维迎老师讲到燕北园家里装电话，初装费5000元，手续复杂，申请号码很困难。装热水器时更具波折，他和易老师家都约了工人来装热水器。他请工人吃了碗面，热水器顺利装到合适位置，到易老师家安装时，工人怎么也不肯商量，最终位置放的不对，使用时很别扭。热水器装好之后，易老师有句感慨：能洗到热水澡就和在美国生活没什么区别啦！维迎老师的愿望是出门可以打的起“面的”，这就是过上体面生活的标准。明德老师最不习惯的是，喝不到冰水，餐馆不给提供餐巾纸，用的是那种我们叫“马粪纸”–很粗糙的原生态纸。尽管他们对冰水、热水有不同的要求，但就这样简单的生活却不容易满足。

虽然老地学楼工作条件比较差，但我们和左邻右舍都相处得非常好。左边是王义遒老师的实验室，也有一伙年轻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泡在实验室里工作，后据张佳利透露，那是个危险品实验室，门上画着骷髅和红叉子，当年也没人考虑对身体是否有危害。每当我们的电脑出现问题时，就会喊他们过来帮忙，小华老师那绝对是有求必应。右边几间办公室是校工会，自从和他们当上邻居，工会有活动就会带上我们。最难得是他们有间小会议室，遇到CCER有会议时，就去借用。后来我们用的次数越来越多，大有雀占鸠巢之势。我们还借用过一楼东面技物系和三层环境中心的会议室。朗润园里也有位很好的邻居–季羡林先生，他的房间与林老师的办公室隔着季荷遥遥相望。“朗润园”迎客巨石、“万众楼”牌匾都是季老先生给题写的。属于无心插柳，每当季老坐在书桌前工作时，抬头就正好看到他自己书写的“万众楼”三个字。天气好的时候，老先生会在朗润园里散步，偶尔走进我们院子，大家都会争着与他合影。院子里的石榴熟了，我们摘了先给他送去。《病榻杂记》收录的是季羡林先生自2001年住院之后写的散文，其中有篇《石榴花》，记录到朗润园他院门前那株石榴开花。

邢惠清（左）、季羡林（右）

陈曦的前任是行桂英，当时CCER的行政人员只有三位，她身兼主任秘书、外事秘书、教务管理等职务。正如桂英所言：“那是因为CCER刚成立，又是一个思想超前的单位，当时制度还比较保守，体制还比较官僚，许多事情按常规办不了”，为了力争办好每件事情，她想尽各种办法，和学校部门的老师们拉近距离。CCER的老师出席国外学术活动多，时间安排紧，按常规申报程序很难成行，外事处的老师都会积极帮助想办法解决。为了表扬外事处老师们的工作效率，她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燕园里的凡人小事》，登在北大校刊上。

在讨论院庆晚会主题时，我的传播中心同事高玲娜提出：女子二十岁为桃李年华。用“桃李朗润”意喻CCER二十年，灰常灰常合适。二十年时间，在一个人生命中不算短；对于一个机构而言，还很年轻。

祝福CCER有美好的未来！感谢所有给予CCER关心、支持和帮助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