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第十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西川的授奖词

西川是当代中国诗人中的改造者和发明家。他的写作宏大，沉潜，繁复，驳杂，混沌，疯狂，奇崛。在其风格多样的作品中，他搬来典籍、传说、野史、正史、民谣、故事、口语，在构建与消解、分离与衔接、介入与逃逸之间汲取精神的养分，从中转化出来的情节、性格、语言、思想、境地和视野，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气息，形成了他个人新的诗歌伦理。他在古与今、远与近、破与立、轻与重、雅与俗、经与纬、有限与无限，痛苦与无聊、冷嘲与反讽、面具与真相、他人与自我、生长与死亡，沉默与歌唱里炼就把握世界的精神，混合诗与非诗，雄心勃勃地铸造现代史鉴。早年，西川的抒情诗歌澄明、恳切，气象动人，但这些年来，他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他的写作倾向于散文化、戏剧化、长句化，这让很多人无所适从，他也因此变成一个充满争议的诗人。事实上，作为出色的翻译家和多种文体的创作者，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创造活力，他拒绝用一般性讲述世界，他所有的才华和冒险都是在为汉语诗歌不断发生衍变添加新的可能。

西川在第十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的受奖辞

谢谢由黄礼孩先生主编的民刊《诗歌与人》把这样一个纯粹的、独立的、富有高度、富有品味、富有抱负的奖项颁发给我。

从1980年代初算起，我写作至今已有30余年。在这30余年中，不论社会之风朝哪个方向吹，不论时代之潮朝哪个方向涌，我始终身处文学书写的现场，不间断地参与和见证了当代中国文学、艺术、文化、思想，尤其是诗歌写作的此起彼伏。今日回头眺望，不禁心生丝丝感慨。

我曾用“大河拐大弯”的说法形容过我所身处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段。面对经济的发展、资讯的包围、社会矛盾的生成与凸显、价值失范、知识群体的分裂等问题，我和我的同代人历经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变化；与此同时，文化、文学的可能性也向我逐一打开。在广阔的诗歌江湖、文化原野和思想的天空，我和我的同代人展开质疑、批判、辩论、书写和对于不确定性的确认。我从同伴们身上感受时代，从同伴们身上认识自己，并与同伴们一起——借用当代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说法——“凝视”时代。

最初我是在单纯的表达之欲驱遣下走上文学之路的，正好赶上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青年诗歌写作运动。我当时的文学梦想很简单，就是通过学习那些现代主义前辈，写出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意义上的好诗。但历史和现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狠狠地纠正了我。自那以后，我不得不诚实地摸索，实验，走弯路，诚实地失败，诚实地困惑，怀疑，厌倦，然后又诚实地投入工作。旧有的文学榜样渐渐失效，我有时会感到自己被自己的写作变成了陌生人，或者，仿佛置身于既是生涯意义上的也是神秘意义上的无人之境。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曾经向他的同代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如何做一个基督徒？”将这个问题置换到我本人的写作语境中，就变成了：如果不以习见的“好诗”和“永恒”作为写作标准，我的写作该如何展开？还有没有意义？这样的疑问偶尔会使我长久呆滞，稍微回过神来时，白居易的说法“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便会化为一张笑脸浮现在我的面前。

曾听到一些人感叹当代文学写作已经丧失了标准。这种感觉也许是对的，因为旧有文学标准的“丧失”过程可能正是新文学孕育的过程。我这样的看法一定会遭到趣味高雅、富于形式感、自诩深入传统、真理在握的朋友们的反对。一般说来，有标准的生活才让人具有安全感，同样，有标准的文学才让人舒服。但文学，有时恰恰不是为了让人舒服才被写下来的。如果闪开文学“标准”这一容易使我们陷入纠缠不清、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就会发现，比所谓“标准”更折磨诗人、作家的——而且是历代诗人、作家的——恐怕是文学的高度。

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韩愈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我百分百理解他们面对前代诗人的工作时的不满，甚至不屑。我百分百理解他们要写出与其所处时代生活所蕴含的历史能量相对称的作品的愿望。我像他们的同代人一样感受到他们对于开拓新的文学空间的需要。多年以来，我和我的同行们不得不尝试新的写作模式，期望带动新的阅读范式、思考范式，建立新的写作伦理。——在多数情况下也许我们做得并不成功，但工作本身还算有趣。有意义的写作需要真正的创造力。我们正在体验，从时代生活获得语言，获得文学形式和文学意识。

我已人到中年。一般情况是，一个人在越过了成长期之后，要么获得历史意识、思辨能力，要么就走上成“仙儿”之路。“仙儿”和“仙”不是一回事。李白是诗仙，不是“诗仙儿”。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警惕着不要变成个“诗仙儿”，原因是我被多方因素所塑造：文化大革命、1980年代的文化政治启蒙、1989年的天翻地覆、我呆过的几所学校、北京这座我生长和游荡的城市、我的国内外旅行、我遇到的男人和女人、传到我耳边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等等。我被这一切所塑造。如今我又被“诗歌与人诗歌奖”所塑造。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