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奇，1991年——1996年就读于北大无线电。现居上海，在华为海思半导体工作。业余喜欢读书，跑步，暴走。

追逐摩尔定律的芯片人”，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微博里的签名档，也是十六年痛并快乐着的码农生涯的写照。
在玉泉路，从左至右分别为范文奇，阮杰，毕春宇，童朝伍

1.一入华为深似海，从此文青成码农

我在北大读的是无线电系，据老系主任王楚教授的说法，我们的课程涵盖物理系、计算机系、数学系，那是相当的全面。但忘了是谁调侃的：我们计算机学的比物理系的好，物理学的比数学系的好，数学学的比计算机系的好，哈哈。我们系91级大牛很多，颇有些学霸中的学霸，俗称大牲口。但我大学时忙于文青事业，在学习上得过且过，成绩一般。

1996年本科毕业，和小童，小毕，老徐，阮杰五位同学一起到中科院声学所读研，师从侯朝焕院士。1997年，进入DSP实验室，开始接触芯片设计。当时是用的0.6um工艺，我用Avant！的工具做了些布局布线的工作。虽然没有流片，也算是见过猪跑了。

实验室前两届都有师兄到了华为的芯片部门。说华为好，中心思想是“钱多速来”。于是就和小童一起签了华为上海。

报到时，领导让我们在无线产品部门和芯片部门挑选，我和小童都懵懵懂懂地选了芯片。就这样正式进入了芯片这一行。

2.华为的成功，屌丝的逆袭

初到上海时，公司是在小陆家嘴的证券大厦，占了22楼，24楼两层楼面。后来人多了，搬到旁边的信息大厦和金茂大厦。记得在证券大厦电梯里遇到过谢晋，聂卫平，应该还有很多金融大鳄，我等码农就都不认识了。

我司员工气质和陆家嘴金融区是有点格格不入的，在电梯里，码农和金融业者的分别一目了然。后来人更多了，小陆家嘴无法容纳，搬到陆家嘴软件园，才算找准了定位。

那时虽然华为也算大公司，民族企业的大旗也已经扛了一阵。但是在我心里，和朗讯思科等外企一比，还是有一点点自卑的。

套用网络语言，那时朗讯、思科、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北电等都是高帅富，华为基本就是屌丝了。华为的成功简直就是屌丝的逆袭。

华为啥时候开始摆脱了屌丝地位呢？

2004年，思科在美国起诉华为并最终达成和解，华为也成了国际知名企业。

2005年，第一次到深圳坂田基地，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出基地，第一次感觉到老板真有钱啊！

2007年，奋斗者协议，换工号，重签合同，网上都是批判公司的言论。其实我们拿了一笔钱，休了一周假，感觉非常爽。

2010年，上海的基地建成。巨大的单体建筑，树林，湖泊，湿地，徒步绕一圈超过2km，虽偏僻但高端。

华为进入500强，并逐年提升。今年，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已经全球第一。华为手机也从山寨白牌形象成了国际品牌，还很难买到。我帮同学亲友抢购了十几台华为手机。

参加了很多年应届生招聘，华为在学生中的地位逐年提高。今年的招聘广告非常高大上，有意境，有内涵。中心思想变成了“钱很多速来”。

点点滴滴，华为从屌丝公司起步，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现在也算是高帅富公司了。我也从屌丝公司的码农，成长为高帅富公司的码农了，这感觉还是不错的。

3.无线芯片5年

在华为十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芯片。只做了两类产品：前五年无线网络芯片，后面十一年无线终端芯片。至于总共做了多少颗芯片，就数不太清了。

记得刚进公司，主管就扔给我厚厚一本打印的物理层协议，让我学习。硬着头皮看了一阵，完全找不到重点啊。一周后主管考校进展，我只得胡诌了几句。主管笑而不语，又扔了一本新的协议。原来协议改了，得重新学习。

那时我们做的是UMTS标准，我负责上行解调芯片，就是接收处理手机发送的信息。五年里，一口气做了四版（一版FPGA加三版ASIC）。那时我们只能代码交付，综合、后端、制造都是外包给某外企P公司做的。我和几个同事还到巴黎和他们一起工作了一阵。

领导大会小会的鼓动我们，要赶紧做啊，中国的3G牌照快要发了。结果五年过去，直到我转无线终端芯片，中国的UMTS牌照还是没有发，TDS和CDMA倒是发了牌照。那时人傻实诚，一直闷头干活，心态还很乐观。

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的UMTS基站从香港，阿联酋，到荷兰，一路坎坷，终于商用了。我的芯片也就规模商用了。

2005年，我转去终端芯片。无线网络业务不断发展，3G业务蒸蒸日上，终于在4G时代成为王者。

今年搞了个“无线20年”纪念活动，我也拿到了一款镌刻着我名字的指环，是用第一代基站的材料铸造而成的。值得我永远珍藏的纪念品。
无线20年纪念指环，内圈刻着名字

4.我与Balong11年

2005年我转入了新启动的无线终端芯片产品。刚进入这一个业务时我的确没有想到量产那么遥远。

那时候各个平台都起了雪山的名字，可能也知道这不是轻轻松松能够成功的。首批的两个雪峰都大名鼎鼎：梅里雪山（6740m）是云南最高，贡嘎雪山（7556m）是四川最高，但这两个平台都没能量产。

最后真正做到量产的是BALONG和K3。

Balong（7013m）在西藏定日县（珠穆朗玛峰和卓奥友峰都在定日），是西藏海拔最接近7000m的山峰。

K3是喀啦昆仑五峰之一布洛阿特峰（8051m），五峰中最有名的就是K2乔戈里峰了。

看来都是志在高远，但从闲处落笔。暗合华为低调务实但胸怀世界的情怀。

 

这十一年一直像在爬雪山。前几年要从一无所有拼量产，自己的产品不成熟，客户也有疑惑。终于量产有出货之后，就更象穿上了红舞鞋，规格需求不断提升，基本每年都要有至少两代，还得和竞争对手对标，就象军备竞赛。

翻看以往的微博，还可以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

5.追逐摩尔定律的码农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来的。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就我个人的经历，1997年初次接触芯片是0.6um工艺。工作16年，投片过0.35um,0.18um,0.13um,90nm,68nm,40nm,28nm,16nm的工艺，基本上每一代工艺都没拉下，是完全见证了摩尔定律的。

摩尔定律决定了芯片人是苦逼的码农，当然不断翻番增长的运算能力也决定了软件工程师的苦逼命运。另一方面讲，是旺盛的需求推动了摩尔定律，反过来又继续推高需求，才有了那么多码农的工作岗位。一直说这个游戏的终点快来了，但总是没有来。

我觉得海子的诗最适合我的码农生涯：“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